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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八”,禹州解放的紀念日
          發表時間︰2019-01-14 15:17   來源︰ 三都文化   作者︰余世誠  點擊:次

          今日之禹州,新中國成立前後稱禹縣,它是1948118日(農歷“臘八”),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統治下解放出來的。

          我們這一輩的禹州人,親身經歷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禹州人應記住“臘八”禹州獲得解放的日子。


          禹州南城門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起,進入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時期。

          1947年,共產黨的解放軍由戰略防御直接轉入進攻。6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在魯西南南渡黃河,隨之千里躍進大別山,突入中原作戰。

          其後,陳毅、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挺進甦魯豫皖地區,陳賡、謝富治率領太岳兵團兩個縱隊從晉南渡黃河挺進豫西地區,與劉鄧大軍在中原組成“品”字陣勢,與國民黨軍展開了當代的“中原逐鹿”。


          中原逐鹿

          毛澤東稱這一形勢的實現,“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陳謝大軍很快解放了豫西大部城鎮,同年10月進入禹、郟一帶山區,禹州的解放只是遲早的問題。

          此時禹州的國民黨縣長是黃汝章,他死心塌地要與共產黨作對到底。他請求河南省長劉茂恩派兵援守禹州,但是劉自顧不暇,哪有兵力相援。黃就自建武裝,起用匪首李銀安,抓丁購槍,倉促拼湊起有三千余人的保安團。與此同時,將關押在獄中的“共黨嫌疑分子”和無辜百姓三百余人處死。

           

          為制造恐怖,他們使用槍殺、刀鍘、活埋等多種慘絕人寰的手段,把北關潁水河畔變成可怕的殺人場。當時我正讀小學三年級,北關︰穎臼俏頤切﹀笥殉Hж甕嫻牡胤,現在誰也不敢去了。

          黃汝章鍘人的鍘刀支在橋頭,給受刑者脖子上墊上干草,一刀下去趁干草被切的脆勁,把人頭鍘入河水。抓人,殺人,戒嚴,備戰演習,縣城里恐怖、緊張氣氛越來越濃重。

          黃汝章連續四次召開戰時動員會,制造反共輿論。國民黨和三青團實行“撤灰”政策,突擊發展黨團員,人數急增至萬人以上。黃汝章和李銀安幾乎天天都在北關沙灘和橋頭上殺人、鍘人、活埋人。


          11月中旬,解放軍佔領城西南的神後、鴻暢、文殊、方山等鄉鎮。1219日,解放軍曾一度進攻縣城,但遭黃、李頑固抵抗而退出。為躲避戰亂,我家老小曾在 北鄉馬墳村暫住了些時日。

          眼看著春節將至,大家才在慌恐中陸續回到城里老宅余家大院。我和幾位哥哥回城路過北關潁水大橋時,寒風颼颼,行人稀少,恐怖極了。


          我們向西張望,據說那就是黃汝章、李銀安活埋人的地方;再往東看,據說那獨空橋頭就是鍘人的地方。

          我們三步並做兩步走,趕緊過了橋。

          在橋頭和城門城牆上,修了許多碉堡,國民黨兵把守著城門,城門樓上面不知何時用白粉畫了蔣介石的頭像,光著頭,掛著洋刀,一臉凶氣。進了城門,只見穿著破爛黃軍衣的保安團的士兵們,在縣衙東側馬號空場地上操練演習打仗。

          就像我們男孩玩打仗游戲那樣,他們一會爬下,一會站起,瞄準放槍時,用嘴發出“嘟嘟”“啪啪”聲,真是滑稽。五哥世杰指著縣府大門上端的旗桿給我悄悄說,“看見了嗎?那旗桿是新換的,老旗桿前不久被八路軍給打斷了。

          ”我不知道他從哪得到的這一消息,但我信。

          回到家里,大人們便趕緊收拾東西,把糧食和值錢的細軟衣物藏到了東院地洞里,把一些瓷器和金銀首飾、硬幣胡亂埋在地下,一些親戚的財物打成包也在夜間送來藏進地洞,一連忙了好幾夜。我們這些孩子們倒顯得清閑,沒有感到勢態有多麼嚴重。

          我們全然不知解放軍已兵臨城下。

          1948110日,陳謝兵團九縱二十七旅八十團的小分隊到達距離縣城只五公里的虎頭山,進行偵察,為後續部隊攻城作準備。118日,是農歷臘月初八,按傳統這天在城里應是年前最大的一次廟會,人們在吃過“臘八粥”之後要到南關趕廟會或者看戲。

          為防止解放軍借趕會進城,黃汝章就下令把會址改在城南五里堡。可是,這天還是有許多解放軍化妝成小販借趕廟會靠近了縣城。


          當晚10時,解放軍主力太岳兵團九縱二十九旅的八十和八十一團形成對縣城的包圍,並發起了攻城戰斗。那天晚上,除了大哥世芳在開封讀書不在家外,其余的人都在老宅。槍聲先是從東城響起,接著在南城、西城和北城也相繼響起。子彈穿過我家上空,唰唰作響。

          槍聲越來越密,並夾之炮彈的爆炸聲,想必戰斗十分激烈。爺爺和俺娘、俺媽、俺嬸帶著孩子們,來到前院表姑住的西屋和租給木匠老哥住的臨街屋,大家邊烤火邊議論著局勢發展的可能性。

          爺爺說,看來八路軍是真的要打進城里來了,真不知是吉還是凶?那時我們兄弟都還穿著有四個大口袋的學生服,還留了“小平頭”。大人們認為這樣讓八路軍看到太危險,似乎感到八路軍不喜歡讀書人。

           

          于是,我們排著隊讓家人都給我們剃了光頭,並換上了土氣的棉襖棉褲。大約過了兩小時,槍聲稀疏下來,接著听到街上有人說話,好像是山西口音。大家分析,這大概就是已經打進城里來的八路軍吧。

          過了一會,又看見我家西邊上空有火光,似乎是汪姑堂小廟里在燒什麼東西,那里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小營地。三哥世功評綴︰解放軍攻城的當天夜晚,大院的人都聚集在臨街屋。

          當槍聲逐漸稀疏下來,大家到院子里,望著那天空中稀稀疏疏的星光,傾听外面的動靜。這時突然不如從什麼地方飛出一只烏鴉,越過頭頂,往那高大的皂角樹上飛去。

          此時此刻,住在東院的一位姓程的青年人,輕輕吟起曹操的詩︰“月明星。 袢的戲,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吟畢,他用帶點揶揄的聲調說︰“今晚禹縣城是保不住嘍!”緊接著這位青年哥哥又吟了起來︰“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看來他對共產黨抱有很大的希冀,一定是一位先進份子。這一宿大家都沒有睡。天亮時,突然有人敲我家大門。租住我家臨街屋的木匠老哥緊張地開門一看,原來是幾位身穿灰軍服的解放軍。

          五哥帶著我們見狀撒腿就跑,可是他們竟認出我們是學生,開口說︰“是學生吧,學生應該了解我們解放軍的政策,不要怕。”接著他們講是為了向木匠鋪購置棺材,為在戰斗中犧牲的同志收殮遺體安葬。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听到和看到“解放軍”的情形。街上開始有一些老百姓了,有的是看動靜,有的是看解放軍是不是國民黨宣傳的“青面獠牙”,有的大著膽子和解放軍開始攀談起來。

          幾位哥哥和我也好奇地到了街上,看見戰士們提著白灰桶在公棧街和桿草市刷標語︰“解放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保護民族工商業,實行耕者有其田”,在較平整的牆壁上寫《土地法大綱》。後來知道,解放軍是從東城門首先突破而攻入城內的。


          戰斗打響以後,先是八十一團三營八連二排突擊隊的戰士架著雲梯迅速越過城壕,從東城牆登梯攻城。

          但在黃汝章保安團的密集火力下,犧牲多人而未成功。隨後由工兵把城牆炸一缺口,八連三排旋即沖向缺口,乘雲梯第一個登上城牆的是共產黨員李思祥。後繼部隊迅速擴大陣地,從東城向西驅趕國民黨保安團官兵。黃汝章看其部下巳潰不成軍,收拾殘部向北突圍。

          當撤至橋北校上地區,又遭解放軍狙擊,亂軍中國民黨的“縣參議長”侯振廷(侯獻芝)被擊斃,餘部向北撤至山區。經兩小時激戰,解放軍俘虜保安團三百四十四人,繳獲槍支二百七十五支,機槍九挺,子彈六萬多發,汽車六輛。禹州的解放,在禹州發展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凡是禹州的人,都不應忘記“臘八”這個日子。

          禹州在歷史上確系戰略要地。清代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稱︰禹州“州控汴洛之郊,通汝潁之道,山川盤紆,形勢險固,一旦有警,此腹心之患也。”

          “戰國時,韓都陽翟,以角群雄。漢初高祖封韓王信于此,既而以信壯武。……其後蒙古攻金人于河南,先陷鈞州,而汴遂不可守。”但是,在現代國共兩黨爭雄和中原逐鹿中,禹州顯得似乎不那麼特別重要。兩軍爭奪的要點是位于平漢線上的許昌和隴海線上的洛陽這類城池,禹州只不過是解放軍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障礙。


          所以,國民黨沒有派重兵把守,共產黨也沒有以重兵相攻。解放軍只以不足兩個團的兵力,用了不足兩個小時的戰斗,就拿下了縣城。然而禹州有更嚴重的政治情況和更復雜的地方情況。在解放軍攻入禹州城時,黃汝章的保安團雖被擊潰,但沒有被徹底殲滅。

          黃帶領其殘部退至北山,在杏山、扒村、土門、老山坪、玩花台等地竄擾游動,又拼湊起一支反革命武裝“自衛隊”,黃自任總隊長,下編三個大隊和一個特務隊。他們人數不過數百,也不是解放軍的對手,一擊即潰。但其中骨干多是土匪,極其殘忍,極其凶狠,血債累累,死心塌地。

          例如時任自衛隊第二大隊隊長的李銀安,自1929年(19歲)就跟王老五當土匪,後又跟土匪首領席子猷從勤務兵當到營長。僅1944年至1948年間,他就以繩勒、槍擊、活埋、刀鍘、從山崖推下等殘忍手段殺害八路軍以及無辜百姓數百人。19476月,在城北關河灘,他一次就以“八路探子”為名刀鍘了十九人,內有懷孕六個月的婦女一人。11月間,他在北關、陳村、桐樹張、黑李村等地又槍殺一百零五人,活埋百余人。


          李銀安諢號“殺人魔王”,實屬惡貫滿盈。他是黃汝章的一條窮凶極惡的瘋犬。這支反動武裝還有較好的裝備。1944年日軍侵佔禹州,國民黨中央軍第二十九軍十二師從禹西逃時,其武器裝備多被攔截在了禹西山區,土匪們的裝備多由此而來。

          黃汝章手里掌握的就是這樣一支官匪一體、匪霸合一的反動武裝。他們雖然丟了禹州城池,但仍虎視眈眈,不肯認輸。加之共產黨新成立的人民政權和地方武裝還不夠鞏固和強大,這就形成了在一段時期內國共在禹的“拉鋸”狀態。一時共產黨來了,發動窮苦百姓“攻老財”,建立新生政權;一時國民黨黃汝章又回來了,反攻倒算,血腥屠殺窮苦百姓;一時又出現了空白,國共兩黨都撤離了縣城,地痞流氓、強盜土匪和反動道會們猖獗橫行,鬧得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19482月初,解放軍陳謝兵團派人在城南郭村、梁北一帶,發動窮人向地主富農“點火抄家”。可是不久解放軍撤離,地富又逼窮人將財物退出。幾日後解放軍又回村,再次發動“點火、抄家、分浮財”,口號是“先分糧食衣服錢,吃飽穿暖再分田。”在動蕩混亂之際,這種“抄家、分浮財”之風很快得以蔓延。

          這年的春節我們家是在提心吊膽中度過的。

          我們家是靠做生意發家的,置買了一二百畝土地,父親余寶田被日軍殺害後家境雖已破落,但無論如何還可屬“老財”之列。

          當時城里已經有多家“老財”被抄,我們這些孩子們曾在南大街看到過一家姓楊的老財家被抄的情景︰許多人擠擠擁擁地走進一個大門樓,又有許多人抱著、抬著家具、衣被和各樣壇壇罐罐向外出。我看見一個人抱著一個大鈞瓷瓶走出來,另一個人對他說︰“要這玩意有啥用?”他就立即把鈞瓷瓶砸在地,又進大門樓了。

          爺爺和我家大人們已經預感到不久就可能輪到自己了,他們除了把已經藏進財物的地洞封了又封、包裝了又包裝之外,又把手頭日用的家什這里藏一點,那里藏一點。孩子們均已轉移到親戚家,只留下爺爺和幾位寡婦兒媳等候應變。


          229日(正月十二),幾名解放軍來到我家,向我爺爺提出“交三千斤糧食”。爺爺無奈回答“我沒有糧食”。這話亦真亦假,真的是我家糧食都藏在地洞了,表面上確實沒有存糧;假的是表面上無糧,而地洞確實有糧食。

          當然,爺爺不會開地洞取糧食的。解放軍實際上是給我爺爺下了一道通牒,待他們走出大門時,大門口已經圍上了一大片“攻老財”的人群。

          有幾個戰士最初還是想有秩序地給大家分我家那些浮財,勸大家等一等。可是眾人一轟而上,幾個戰士用水桶潑水也難阻止。進院的人群很快把我家老宅各屋的東西一搶而空,也沒有發現什麼值錢的東西。

          但是,很快發現了灶火院小東屋的地洞,打開洞口,把一洞的糧食、衣物、各類藥材及金銀首飾等,全部轟拿而去。在爺爺居住的南屋樓上,人們也沒發現什麼貴重物品,無非是一些破舊書籍和字畫,人們一怒之下就把這些東西燒了。

          整整一天,在傍晚時分,人群才逐漸離去。

          對于余家大院被抄一事,我爺爺和大人們雖然不滿,但也無奈,只好認可。我們兄弟們卻沒有感到心痛,是年幼不懂事?是傻?是麻木不仁?是叛逆?我說不清楚。長大後我讀了《紅樓夢》,看到“查抄寧國府”,似乎悟到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後來我又讀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識到要首先解決一個立場問題。

          當我成為一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跳出大院的小天地,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去審視黨在這一歷史時期,對“點火、抄家、分浮財”的一些作法,感到其中是大有經驗教訓值得深思和總結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當年當時就進行過深入的討論。194710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為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提供依據。在執行中發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其中就包括有的地方提出“村村點火,處處冒煙,走一處點一處”,熱衷于分浮財,有的地方把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當作封建財產加以沒收,甚至發生了亂打、亂搶、亂殺的現象。


          毛澤東察覺了這些問題,于1948年初多次向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致電,征求他的看法。鄧小平經過調查和思考,認為在新解放區,不管是何種區域,馬上動手分浮財、分土地都是不適宜的。

          他提出在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應該是“建立反蔣的統一戰線”,“不分浮財、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實行征借糧食、款子的政策,解決軍需”,“保護民族工商業”。

          毛澤東非常重視並同意鄧小平的意見,指出︰黨在新區要“把主要的打擊對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國民黨方面堅決反對我黨我軍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而不是立即實行分浮財、分土地的社會改革政策。

          因為過早地分浮財,只是少數勇敢分子歡迎,基本群眾並未分得,因而會表示不滿。而且,社會財富迅速分散,于軍隊亦不利。”其後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鄧小平為中原局起草了《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以黨的文件再次明確批判了包括“走馬點火、分浮財”在內的十二個方面的“左”傾急性病錯誤,指出這些“左”的做法“不但不能鎮壓住反革命的活動,反而因此更加增強了敵人的團結和抵抗,引起社會秩序的紊亂與群眾的不安和不滿,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動。”(《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08-123頁)在禹州就發生了“馬墳慘案”的嚴重教訓。


          19483月中旬,在“走馬點火分浮財”風之後,解放軍主力撤離禹州轉向洛陽和許昌前線,黃汝章和李銀安趁機竄回縣城。320日,反動分子黃汝章以縣長和自衛隊總隊長的身份在城北二郎廟召開頭頭會議,說︰“李堯如(共產黨政權縣長)在城內安了他的政權,各街都安有街長,組織有窮人隊。所以,李堯如就能站住腳在城內活動,組織窮人亂搶糧食、亂搶東西,秩序混亂不堪。八路軍到襄縣後,老百姓也是亂搶糧食、亂搶東西,縣政府(國民黨垮台政權)就捉了一些人,嚴厲鎮壓後,風氣就平下來了。咱們也要照樣辦他一下。”

          會上密謀了如何用解放軍分浮財的辦法誘騙群眾、捕殺群眾的惡毒計劃。當晚,黃汝章、李銀安等率自衛隊到達城下,先放了一陣槍,後冒充解放軍進城,沿街用山西口音(解放軍太岳兵團多是山西人)叫喊︰“我們是八路軍,打洛陽回來了!”“我們帶有大米、洋面、衣服,各街長、窮人們快到南大街福音堂開會分東西來吧!”“去早了分大米,去晚了分黍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果然上當受騙,拿著口袋就來到了福音堂。匪徒們當即把這些群眾捆綁起來,于322日深夜,在馬墳村北石人溝活埋了三十人。


          “馬墳慘案”暴露了國民黨匪徒的奸詐和殘忍,也震驚了全城老百姓。每到夜晚,家家封門閉戶,大街小巷靜無一人,黑沉沉、陰森森,全城像死去了一樣。它大大增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發動群眾的難度。黃汝章這次進城呆了十幾天,4月間由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武裝第四次佔領禹州。黃汝章逃出禹州後,被國民黨當局又任命為洛陽十區專員,繼續與共產黨作對。老土匪大漢奸席子猷隨之出任國民黨嵩岳區武裝總指揮官兼禹縣縣長,並與522日殺回禹州。

          共產黨的政權機關被迫退出縣城,遷往鄉下。五天後,共產黨的豫西第五軍分區政委冷玉光率部和地方武裝及縣黨政機關人員共兩千多人,第五次攻進縣城。守敵潰不成軍,席子猷化裝逃竄。此後共產黨政權才在禹州逐步穩固。